花城出版社1997年3月出版了一本“（台湾）王邦维编著”的《佛经寓言故事》（以下简称“花城版”），版权买自台湾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但事实上，授权者却是盗版者，1991年台湾顶渊公司出版的《佛经寓言故事》（繁体版）（以下简称“顶渊版”）其实是盗印的1985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佛经故事选》（以下简称“重庆版”）。台湾侵权者把版权又卖回内地，在近年的著作权纠纷中尚属罕见。
现为北京大学东方学系系主任的王邦维教授是梵语和佛教文学研究方面的专家，师从季羡林先生。《佛经故事选》是他八十年代初期读研究生时编著的，季先生还为他作了序。这本书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出版的佛经故事的普及读物之一，在当时产生了不小影响，初版后不久即第二次印刷，共印4万余册。如今，13年过去了，这本书在书店里已经找不到了。1997年底，一位朋友告诉王邦维，书店里有一本“（台湾）王邦维”编著的佛经故事，此事听起来颇为蹊跷，难道世上竟有如此巧合——海峡对岸有位同行，连姓名也一字不差？朋友买来这本书，王邦维一看，果然，此书正是重庆版的盗版。虽然封面精美了许多，但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只有个别字句有所修改，并且删去了书序中季羡林先生的名字。该书花城版封底的两行醒目黑字：“本书由台湾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花城出版社独家出版。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此事令王邦维大为震惊和困惑。他首先询问了重庆出版社，问他们是否在未经作者允许的情况下把版权卖给了台湾。重庆出版社的答复很明确：他们从未卖出该书版权，并且对此事也一无所知。重庆出版社认为，因原书出版已超过10年，他们不再享有“专用出版权”，因而已与此事无关，他们不准备介入。
于是，王邦维教授一方面与花城出版社联系，一方面委托他在台湾的朋友帮助调查此事。不久，他收到了从台湾寄来的台湾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10月出版的《佛经寓言故事》（一）、（二）两册，这两本共价320元新台币的图书是台湾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菩提长青系列”丛书中的两本。由于版芯较小、横排改竖排的缘故，原有22万字的一本书变成了两本，但内容并无区别，与花城版相同的是，他们隐去季羡林先生的名字，把个别不适合台湾情况的字句作了修改。而这一回，花城出版社在内容一致的基础上，又把竖排改回了横排，繁体字改回了简体字，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在作者的名字前面贴上了一个“台湾”的标签。
至此，事情的原委已非常明白：台湾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盗印了1985年的重庆版，然后竟然又把该书简体版的版权卖回给内地的花城出版社。
从今年年初起，王邦维即开始给花城出版社方面写信，就此事进行交涉。花城出版社在接到他的第一封信后曾有回复，信中附有他们与台湾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6月1日签定的“出版合同”。他们根据“合同”第四条——“甲方（按：顶渊公司）保证上述著作不侵犯他人著作权，如有第三方举证提出上述著作为侵权作品，由甲方负全部责任，并赔偿因此给乙方（按：花城出版社）造成的经济损失。”——认为此事责任全部在顶渊一方，而他们因为在“购买版权”时付了钱，则成为“受害者”。他们要王邦维自己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直接找顶渊公司联系解决。王邦维对此答复非常不满，认为他们“这一答复态度上既不负责任，在法律上也缺乏根据。”2月10日，他又挂号寄出了第二封信，他在信中说明：“我非合同的签约方，此前也不知道有此合同，因此对合同中的规定不可能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也没有必要依照这一合同行事。除重庆出版社以外，我过去从未授权过任何出版单位出版我所编著的《佛经故事选》。目前的事实是，贵社1997年所印‘（台湾）王邦维编著’《佛经寓言故事》一书，就内容而言，是盗印了我上面提及的《佛经故事选》，这一行为，已构成对我所拥有的著作权、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以及我个人的名誉权和财产权的严重侵害。因此目前的责任在贵社，至于贵社与其他方的责任关系，非我个人所能过问。”
3月初，王邦维在台湾的朋友找到了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亦即顶渊版的发行人陈清荣。顶渊公司当然明白盗版行为被发现的严重性，他们立即于3月8日给花城出版社和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各寄出了一份“契约解除通知书”，企图单方面解除“合同”，并称“日后如有违反著作权法者，概与甲方（按：顶渊公司）无关。”3月11日，陈清荣个人又致信王邦维，在信中，他始终没有承认他们的行为是盗版行为，只说“一切的不是都在于我的疏忽及未去查明”。他希望王邦维能原谅他的“愚昧与疏忽”，“高抬贵手”，同时也表示“如需赔偿愿负起这个责任”。作为一位图书发行人，以“疏忽”和“未去查明”来解释盗版行为，这实在荒唐可笑。更何况，删去季羡林这个容易暴露实情的名字，在个别字句上作出修改，这些也恐非由于“疏忽”和“未去查明”所造成。
3月27日，王邦维在久未得到花城出版社回音的情况下，寄出了第三封挂号信，严肃指出花城出版社“这种不答复态度是不合适的”。此信寄出后近一个月，他终于在近日得到了回音。花城出版社解释了他们拖延了这么长时间才回信的原因，是想等到事情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结果。他们一再强调，出版社对此事极为重视。他们随信一并寄来了顶渊方面的“契约解除通知书”和花城方面给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去信的复印件，以便于王邦维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
原来，花城出版社已于2月25日和3月18日给作为《佛经寓言故事》代理人的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寄出了两封信，向他们陈述了情况，希望他们尽快进行调查了解，提出解决的途径和办法。对于“契约解除通知书”，花城方面认为：“对方的做法几近荒唐，有悖情理及法律，同时也基本证实了以下事实：他们从未获得过作者的著作权授权（中国内地版）。在与我社签订合同时，他们已清楚知道要负的法律责任，他们并不具备著作权授权资格，是明知故犯。”基于此，花城出版社提出归还版税，索要赔偿等要求。并且，由于顶渊公司的“违法授权”，花城出版社不仅受到经济损失，而且声誉受损。
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的一位同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他们当初是从一个大型书展中的一个展台上发现了台湾版的《佛经寓言故事》，和台湾方面一谈，对方很爽快地签了合同，万没想到这是一本盗版书。
目前，此项纠纷还在处理中，虽然尚无明确结果，但事件本身已足以发人深思。前些年听说一些港台作家声讨内地盗版他们的著作，曾经几乎闹上法庭，但时至今日，海峡两岸盗版之风依然甚烈，台湾也在大量盗印内地的图书。王邦维告诉记者，他与他的老师季羡林先生等人合作的70余万字的《大唐西域记校注》，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听说很快在台湾就出现了盗版。他本人也曾在北大的图书馆里见到历史学家陈垣先生的《佛教史籍概论》的台湾盗印版本被不明情况的人从台湾高价买回。他说：“以前也知道很多盗版的事，但是这一次，台湾盗版又卖回内地来，堂而皇之地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这实在是太荒唐了。”当记者问到王邦维教授是否准备将此事诉诸法律时，他说：“打官司太耗费精力了，现在还没有作这方面的决定。这事若不是你来采访，我是不愿意多谈的。”谦谦学者，这种态度完全在意料之中。也许，现在很多违法者也正是料定了学者作家们这种心态，才会为所欲为。
 |
